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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象征：
解释全球南方国家的“威望项目”
作者：Austin Strange（郝思诚），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
来源：Austin Strange, “Symbols of State: Explaining Prestige Projects in the Global Sout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8, No. 2, 2024, pp. 1-15.
导读
现有研究难以解释为何全球南方国家在面临更为紧迫的发展需求时仍然希望获得对经济或社会用处不大的威望项目。受援国和捐助国政府利用援助追求政治利益，但没有研究检验威望项目背后的政治动机。该研究通过对全球南方国家在物质需求紧迫的情况下仍追求炫耀性国际发展项目的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威望项目在全球南方小国中寻求政治正当性中的重要作用。威望项目不仅为这些国家提供了象征资本，还成为其追求国际地位的手段。该研究收集了自1949年以来中国全球发展融资的新数据，纳入了近400个威望项目。作者的实证检验显示威望项目集中在支持中国外交利益的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因此，威望项目是全球南方小国寻求政治正当性的独特资源，这些南方国家国内资源有限，无法投资于威望或其他国家项目。而威望项目又使这些政府能够获得国家象征资本并追求国际地位，两者对其政治正当性都具有价值。该研究对全球南方与大国之间的国内发展与国际影响力互动具有独特的启示力。
全球南方各国为何在有更紧迫的物质需求时仍追求接受炫耀性的国际发展项目？本文提出，经济层面上饱受质疑的“威望项目”对寻求政治正当性的全球南方小国具有重要作用。威望项目为这些政府提供了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象征资本，并成为追求国际地位的手段。根据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全球发展融资新数据，本文纳入了近400个全球南方小国的“威望项目”，展示了它们集中在那些支持中国外交利益的小型发展中国家。
2009年3月12日，哥斯达黎加在圣何塞开始建设国家体育场，耗资超过1亿美元，并在2011年完工后成为国家足球队的新主场。哥斯达黎加政府利用广泛宣传的项目里程碑将体育场品牌化为国家成就，称其为“我们国家的心脏”，同时强调该场馆将提升哥斯达黎加的国际地位。哥斯达黎加国家体育场就是在东道国中高度可见且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威望项目”例子。在过去二十年中，全球南方出现了数百个这样的项目，美国、中国、苏联、日本和英国等各国均为全球南方国家资助并建设了许多威望项目。近期，印度、沙特阿拉伯等新兴全球南方大国开始也向中东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威望项目。
现有研究难以解释为何全球南方国家在面临更为紧迫的发展需求时仍然希望获得对经济或社会用处不大的威望项目。受援国和捐助国政府利用援助追求政治利益，但没有研究检验威望项目背后的政治动机。本文认为，威望项目是全球南方小国寻求政治正当性独特的资源，这些南方国家国内资源有限，无法投资于威望或其他国家项目。威望项目使这些政府能够获得国家象征资本并追求国际地位，两者对其政治正当性都具有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威望项目对物质发展援助需求最高的全球南方小国政府最具吸引力。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外政策让步来交换威望项目，以满足其国内正当性需求。
既有研究观点
是什么动机驱使政府获取那些华丽但在社会经济上有争议的发展活动，如威望项目，特别是在那些有迫切物质需求的发展中国家？
接受发展援助国家的政府有时会将援助用于其自身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而不是以社会经济最优的方式使用。捐助国和贷款国政府也会基于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分配发展项目。
为什么国家会在物质上进行“炫耀性消费”？政治经济学视角认为在恩庇—侍从关系较深或其他政治制度脆弱、国家能力薄弱的政治环境中，领导人需要向关键选民团体提供私人物品，因此有政治动机去追求社会经济上次优的项目。国际关系学视角认为国家有时会投资于象征性的国家项目以追求威望或地位。例如，国家在航空母舰、太空项目、核武器以及举办重大国际活动上进行大规模投资。
全球南方小国的威望项目
本文将威望项目定义为具有高度可见性和国家象征意义的国际发展项目。可见性包括项目的物理和媒体存在。物理可见性涉及有形且规模大或位于国家中心位置的项目地点，因此大多数威望项目位于首都或其他人口稠密地区。媒体存在则涉及大量宣传，特别是在项目宣布、奠基和完工典礼的里程碑事件上有仪式和表演、剪彩、领导人演讲等炫耀性行为。可见性是一个基本前提，使政府能够品牌化威望项目并向大量受众宣传。
国家象征意义一般指代表国家主旨或国家理念的表达。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利用可见的国家象征项目向不同受众传递政治象征。威望项目本身可以成为国家象征，或者可以传达更高层次的国家理念，如现代化、进步或团结。全球南方通常围绕国家身份、发展和现代化的主题来框定（Framing）威望项目，并将其置于其争取国际地位的背景下。高度可见性对于威望项目的国家象征意义也很重要。这种高度可见性和国家象征意义特点的结合使威望项目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外国援助。
小国、正当性与威望项目
本文认为，威望项目是全球南方小国寻求正当性的一种独特工具。这些国家需要国家象征资本，但自身获取这种资本的国内手段有限，因此它们通过提供政策让步来换取威望项目。
首先，相对于更强大的国家，全球南方的小国往往拥有较少的象征资本用以增强政治正当性。象征资本在此指的是行使象征性权力的资源，概念化为建构或强化被感知的政治或社会现实的行为。获取并垄断符号、符号系统和语言等象征资本以主导和强化现有的国内政治等级制度。国家政府通常是象征资本的所有者，用来增强其合法性。因此，国家有动机获取和加强其对国家象征资本的垄断，以正当化其国内的政治权威。
其次，全球南方小国通常既缺乏现有的国家象征资本，也缺乏获取这种资本的手段。全球南方小国往往缺乏现代国家的标志，如现代政府设施、国家航空公司、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外交使馆、举办国际活动的能力。这些标志可以作为国家象征资本。威望项目有助于解决全球南方小国在象征资本和地位方面的不足。作为嵌入国家象征的显眼地标，威望项目为东道国政府提供了新的国家级象征资本。
H1：全球南方小国具有获取威望项目的强烈动机，全球南方小国政府将会比全球南方的大国政府获取更多的威望项目。
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为从国际捐助者那里获取外部资助的威望项目付出代价。通过转向外部支持，东道国政府表明了其不具有偿还威望项目的能力。由于这些项目流向那些还款能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互惠更有可能以非货币形式出现，如政策让步或支持捐助者的国际政治利益。捐助者和债权人经常使用援助来追求政治和其他战略利益。
威望项目的特点使这些项目特别适合捐助者追求政治和其他战略利益。优惠援助通常受捐助者的政治利益强烈驱动。虽然外国援助项目不一定要求经济回报，但当以双边形式提供时，“威望项目是一种礼物，实际上确保受赠者知道要感谢谁”。
相对于更商业导向的发展项目，威望项目通常高度优惠，对东道国政府的财政负担最小。此外，威望项目在非货币意义上也是高度优惠的，因为捐助者通常允许东道国在获取国家象征资本的过程中主导项目的许多方面。东道国政府选择项目类型和地点，威望项目则主要位于国家首都或其他城市地区因此，东道国政府很可能会增加对捐助者政治利益的支持，以换取获取高度优惠的威望项目。
H2：全球南方小国政府将增加对捐助国政府的政治支持，以换取威望项目。
研究设计
数据
第一个数据集包括1949年至1999年间在130多个发展中国家约4,000个中国政府资助的发展援助项目。第二个数据集是AidData的中国官方金融数据集2.0版。本文确定了1950年至2017年间中国在90多个国家的援助项目，并考察了1950-2017年、1971-2017年和2000-2017年三个时期内的对外援助项目在120多个国家中的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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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的核心关注是小国家和政治支持对威望项目分配的影响。回归分析分为两个主要部分：(a) 小国家和威望项目分配，以及 (b) 政治支持和威望项目分配。每个部分都包含了多个不同的回归模型，具体包括Bivariate（双变量回归）、Covariates（包含协变量的回归）、Post-1971、Post-2000和Dollar values（以美元计的价值回归）。以下将逐步解释每个模型及其结果的含义。
在第一个部分即小国家和威望项目分配的回归模型中，Bivariate模型（双变量回归）表明GDP与威望项目分配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具体而言，GDP每增加一个单位，威望项目分配的概率会减少0.266个单位。这意味着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小国家获得威望项目的可能性较低。该模型使用了1950年至2017年的数据，包含年份固定效应，但不包含其他控制变量。
当引入协变量后，GDP与威望项目分配的负相关性进一步增强（系数为-0.354）。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后，GDP对威望项目分配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接着，分析关注1971年之后的时期，发现GDP与威望项目分配的负相关性继续加剧（系数为-0.658），这可能反映了全球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在2000年之后，这种负相关性达到最大（系数为-0.676），表明在这段时间内，经济发达的小国家更难以获得威望项目。
在第二部分，即政治支持和威望项目分配的回归模型中，Bivariate模型显示，切换到中国的国家更可能获得威望项目（系数为1.10）。这表明与中国建立政治联系对获得威望项目有积极影响。该模型同样使用1950年至2017年的数据，包含年份固定效应，但不包含其他控制变量。
当引入协变量后，切换到中国与威望项目分配的正相关性稍有增强（系数为1.19）。在1971年之后，这种正相关性进一步增强（系数为1.61），表明在这个时期，与中国的政治联系对获得威望项目的影响力更大。到了2000年之后，这种正相关性达到最大（系数为2.03），显示中国在这段时期对威望项目的影响力显著增加。
最后，使用美元计的价值回归模型显示，切换到中国与威望项目分配的正相关性仍然较强（系数为1.52），但不如2000年之后的模型显著。这一结果同样基于2000年至2017年的数据，并包含控制变量和年份固定效应。
回归模型揭示了GDP和政治支持对威望项目分配的不同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小国家，获得威望项目的可能性较低，而与中国建立政治联系的国家更有可能获得威望项目。不同时间段和回归模型的分析进一步细化了这一结论。
全球南方小国的政治制度似乎并未对威望项目的分配产生显著影响。各国政治制度及恩庇—侍从关系的衡量标准与威望项目分配无关。同样，威望项目似乎并非主要由经济或商业利益驱动，并没有更加集中在拥有较大市场的全球南方国家。总结来说，自1949年以来，全球南方的小国不成比例地从中国政府获得了威望项目，并且在获得这些项目之前通常增加了对中国的外交与政治支持。
结论
莫根索（Morgenthau, 1962）为理解威望援助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起点。从本文为东道国为何获取威望项目提供了一个政治解释，并引入了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资助的数百个威望项目的新证据。总体而言，本研究的证据表明全球南方的小国政府不成比例地收获了威望项目。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获取威望项目是为了积累象征资本和寻求地位，而非向国内政治行为者分配私人商品。
政治正当性问题可以解释为什么全球南方小国有时会获取看似浪费资源与财力的项目。威望项目可以象征和加强本国政治权威，且能为受援国政府提供一种潜在重要的国家象征资本。
词汇积累
Global South
全球南方
Prestige
威望
Fixed Effect
固定效应
Patron-Client
恩庇—侍从关系
State Capacity
国家能力
译者：曾庆鸣，国政学人编译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校对 | 戴璐璟 袁歆
审核 | 施榕
排版 | 彭家悦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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